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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秩序危机与中国选择:中美经贸走向增加变数

  国际经济秩序的危机与中国的选择(二):中美经贸走向增加变数

  文 | 李巍 张玉环  

  编者按

  2018年,中国的经济外交遭遇了异常严峻的挑战。不仅全球多边贸易机制面临崩溃,中美贸易摩擦也全面打响,对中国经济外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此外,受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在多个国家遭遇风险,不少项目遇到各种困难。

  在此背景下,中国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多个层次通过积极开展经济外交活动阐释自身对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理解,同时不断进行调试,以审慎和灵活的态度来应对外部风险,力争将自身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李巍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玉环共同发布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危机与中国的选择——2018年中国经济外交报告》的第二部分——中美经贸走向增加变数。由于报告篇幅较长,本文其他部分将分别在《财经》各新媒体端口发布。

  2018年,中美经贸关系出现较大波折,特朗普政府正式发动对华贸易摩擦,双边经贸摩擦愈演愈烈,从“关税战”逐渐向“投资战”和“技术战”蔓延。中美经贸博弈更多的是高新技术和经济发展模式之争,体现出国际格局中守成大国对政治经济影响力日益增长的新兴大国的阻击和遏制。

  在此背景下,中美经济外交主要围绕解决双边经贸摩擦展开,2018年的四次经贸磋商未能提出有效解决方案,年末G20元首会晤发挥关键作用,重启中美经贸磋商,为贸易摩擦按下“暂停键”,但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仍然充满诸多不确定性。

  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2018年,中美经贸关系硝烟弥漫,两国先后爆发三轮“关税战”,不仅如此,双边贸易摩擦还逐渐蔓延至投资和技术领域,对两国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

  第一,中美“关税战”不断升级。2018年伊始,特朗普政府开始对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加征关税,中国产品受到波及,但中方并未做出回应。中美第一轮“关税战”开始于美国的“钢铝关税”,3月美国宣布分别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征收25%和10%的关税,随后中国对自美进口的7类128项产品加征关税,共涉及美国对华约30亿美元的出口。

  中美第二轮“关税战”围绕美国对华“301”调查展开。依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对华知识产权“301”调查结果,特朗普政府决定将对价值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涉及中国生产的信息通信设备、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目标直指《中国制造2025》。美国分两批对价值340亿美元、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关税,中国则对同等规模美国商品加征关税。

  美国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措施掀起中美第三轮“关税战”高潮。9月,美国宣布分两个阶段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9月24日起加征关税税率为10%,明年1月1日起将税率调高至25%。对此,中国决定对约600亿美元美国商品加征5%或10%关税。至此,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规模已达2500多亿美元,大约为2017年中国对美输出商品总规模的一半,特朗普总统甚至威胁将加征关税规模升级至全部5000亿美元。

  第二,中美“投资战”暗流涌动。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对华投资保护主义也日益抬头。近一年来,作为主导外资安全审查的核心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不仅以“国家安全”为由一再阻挠中国投资,还经过立法改革强化了自身权能。

  2018年,不少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纷纷折戟而归,失败原因多是未能通过CFIUS外资审查,领域主要涉及高端制造、互联网金融、新材料等高新科技领域,如中国重汽收购UQM科技、蚂蚁金服收购速汇金等均未能成功。不仅如此,美国还加速完成了外资审查制度改革,即实施《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

  虽然FIRRMA将对所有外国投资同等有效,但鉴于近年来中国对美投资的与日俱增,特别是在投资科技类和金融服务类产业方面增长迅速,其针对中国的意味明显。实际上,美国政府对中国在关键技术和个人数据信息等领域的投资关切已久,此次美国外资审查体制改革将CFIUS过往的审查实践进一步法律化和规范化,以便更有力地限制中国企业通过并购美高新技术企业获取敏感技术,保护美国国家安全。

  FIRRMA生效后,中国对美投资将面临更多阻力。新法案首先细化和补充了对涉及关键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投资的审查规定,将房地产、关键技术以及个人数据和信息相关投资纳入审查范围,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受管辖交易(Covered Transaction)范围;其次还通过改革审查程序,为CFIUS审查提供更多便利;此外还专门做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要求,要求美国商务部每两年向国会和CFIUS提交中国在美直接投资报告,甚至指示CFIUS建立与盟国和伙伴监管机构的信息共享机制。由于美国并未在法案中就核心概念、判定标准、评估方法等关键问题作出足够明晰的规定,中立性与透明度的欠缺将为审查过程带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使得CFIUS可以较为轻易地对特定投资施加管制,这将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蒙上阴影。

  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华投资保护主义,对中国赴美投资乃至中国外部投资环境施加了负面影响。2017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大幅下降为290亿美元,中国在美新增的收购交易额较前一年更是锐减90%,2018年上半年,中企在美完成的收购和绿地投资仅为18亿美元,同比下降92%,为7年来最低。美国投资保护政策还加剧了全球投资保护主义风潮,除美国外,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也效仿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大对中国投资的限制,欧盟内部也在拟定新法以协调对外国投资在欧投资的审查。美国及其盟友加紧外资审查可能使得国际投资环境呈现恶化趋势,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更多挑战。

  第三,中美“技术战”日趋明显。随着中国加大科研开发和中高端制造业支持力度,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逐渐攀升,将在科技领域成为美国的有力竞争者。特朗普政府将矛头指向高科技领域,旨在遏制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维护美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地位,中美“技术战”逐渐突出。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继续在知识产权领域向中国施压,对华知识产权“301”调查针对《中国制造2025》,体现出美国遏制中国高端制造业的意图和决心。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继4月制裁中兴后,美国出台规定禁止电信公司利用联邦补助购买华为等中国制造商生产的电信设备,8月将44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清单,10月将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纳入禁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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